明治大学学者来我所访问并做两场学术报告

来源:http://www.anaturalhealthy.com 作者:历史 / 文物考古 人气:89 发布时间:2019-10-07
摘要:   2013年2月27日,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所长菅谷文则、主任研究员东影悠、铃木一议等一行三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访问,并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考古所白云翔副所

    2013年2月27日,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所长菅谷文则、主任研究员东影悠、铃木一议等一行三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访问,并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考古所白云翔副所长、陈星灿副所长、汉唐研究室主任朱岩石及多位相关学者出席了演讲会活动。

11月24日下午,日本经济史学家中村哲教授莅临我院叶竹君图书馆报告厅做了一场题为“从历史视野看东亚经济圈形成与发展”的学术讲座。出席这次讲座的嘉宾有:市政协副主席李靖国,中国留日博士刘道学(中村哲博士的翻译),市社科联副主席吴少忠和我院科技处处长罗恢远。讲座由经济管理系副主任尤玉平博士主持,我院经济管理系及外语系日语专业的部分师生参加了讲座。

2009年12月3日下午2:00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所八楼举办了学术报告会,邀请前来我院访问的日本明治大学大学院院长吉村武彦教授和石川日出志教授先后进行了学术报告。王巍所长主持报告会,汪勃副研究员现场翻译。3彩票官方版安装 1王巍所长主持报告会 石川日出志先生以探讨日本列岛弥生时代稻作的开始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为目的,进行了题为《日本列岛弥生时代的开始》的讲演。 石川先生认为研究弥生时代除了应当注意国家形成的过程之外,还应从绳纹时代、先史时代的角度来考虑。通常认为,弥生文化是受容大陆稻作文化而形成的文化,是日本古代国家开始形成的最初阶段,但是必需进而考虑绳纹时代的文化才能正确理解这个问题。绳纹文化是全新世时期适应日本列岛生态环境的森林性新石器文化,虽有小规模的植物栽培但并非农耕社会,而是社会变化缓慢的持续的社会。从绳纹时代到弥生时代,绳纹文化向弥生文化转换以及稻作文化的受容,是非农耕持续的社会急速向“文明化”变更的历史道路。3彩票官方版安装 2石川日出志先生讲演 首先就“弥生时代社会变化的过程”问题,从日本列岛农耕的开始、社会的阶层化、国家的形成道路等角度,分析了有关弥生时代的研究,并简单地阐述了“亚洲稻作文化的 起源和传播”。他认为弥生时代形成了农耕社会,在古坟时代政治社会之上继续成长,继而在7~8世纪形成了真正的古代国家,弥生时代大概开始于公元前7世纪前后。随后,探讨了“日本列岛稻作农耕起源论的现状”,特别就绳纹陶器胎土的植物蛋白石分析和其上残存的稻壳痕迹进行了分析,认为这2个资料本身存在疑问,不能作为稻作开始于绳纹时代的证据。接着就“‘绳纹’向弥生时代开始”问题,阐述了绳纹时代的特性,指出绳纹时代以来的生产活动加上从大陆传来的稻作,从而出现了弥生时代特有的生产方式,灌溉稻作起到了加速社会变化的作用。 吉村武彥先生从文献学的角度以《大和王权的成立与前方后圆坟》为题做了讲演,并述及缠向遗址的最近发掘成果所引发的邪马台国问题。 吉村先生首先讲解了语言上的3个问题:《魏志》中记载有人名“卑弥呼”、官名“卑狗、卑奴母离(音hinabori)”,大和语在当时很可能已经使用,“卑弥呼”和“卑狗”是假借汉字的音译语;当时使用了汉语和日语两种官职,约从1世纪中期开始就已有汉语的官职;用汉文书写的《上表》,当是以渡来系住民为中心所书之表,“邪马台国”(音yamataikoku)当读为“大和国”(音yamatokoku)。 随后,吉村先生就邪马台王权、大和王权和卑弥呼、大和王权和前方后圆坟这3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探讨。 所谓的大和王权,见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这两本书是编撰天武朝史书等、以帝纪和旧辞(神话、传承的记录或口诵)为基础、完成于8世纪初期的日本古代史的基本文献。但研究7世纪以前的历史,不能仅依靠《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还需要加入考古学的出土资料,如出土的同时代的木简等。《古事记》序文中有神武、崇神、仁德、成务、允恭5天皇,成务时期的国造和县、允恭时期的氏姓制度,是古代贵族所想的国家秩序。帝纪包含亲族关系、名、宫、在位年数、妃、子、主要事迹、年龄、陵墓等。从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错金铁剑铭文来看,帝纪中记载的5世纪后半部分是成立的。两书中所记的称为初代天皇的有2人,这2人是第1代“始驭天下之天皇”的神武天皇和第10代“御肇国天皇”的崇神天皇。崇神天皇才是大和王权的初代王。3彩票官方版安装 33彩票官方版安装,吉村武彥先生演讲 通过《魏志·倭人传》的记载与邪马台国的位置、邪马台国与卑弥呼和台与2代女王以及男王和女王传承的关系、邪马台国与大和王权的关系、缠向遗址的最新发现和汉镜的出土状况、卑弥呼墓和箸墓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认为“拜谒倭王”的郡使是到邪马台国拜谒的卑弥呼,邪马台国位于会稽、东冶的东海之上,大和王权的传承中不包含卑弥呼,缠向遗址的大型建筑确为卑弥呼时代的建筑但与是否是卑弥呼所用完全是不同的问题,箸墓并非卑弥呼的墓葬等等。 最后,他探讨分析了王宫和王墓孰为政治中心、初期大和王权及大和王权和前方后圆坟、前方后圆坟的成立、近畿地区前方后圆坟序列的形成等问题,指出在2世纪末~3世纪,日本列岛的政治中心移到了近畿地区。至3世纪前半的古坟是具有地域性和部分共通性的弥生坟丘墓,其末期出现了“缠向型前方后圆坟”形制的前方后圆形的坟丘墓,前方部再继续发展进而形成定型的前方后圆坟。在上述的历史进程中,最古的前方后圆坟在以奈良盆地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出现了。前方后圆坟形制的出现并非意味着大和王权的成立,而是意味着倭国最终统合,在体制上形成了大和王权。3彩票官方版安装 4报告会现场

    首先,由菅谷所长作了关于日本平城京罗城门的讲演。以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精彩的报告。“罗城门”是日本奈良时代首都之一平城京外郭的南门,在日本文献中多有记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最早对日本“罗城门”进行研究的是中国学者王仲殊先生,但是一直以来由于地上物变迁,文献记载不详等原因,关于罗城的具体位置等一系列问题均不甚明了。近年来,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平城京一带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通过最新的考古发现,结合附近地名、文献等资料,现基本可对“罗城门”的位置、形制、与城市规划的关系等问题,得出较为清晰的认识。“罗城门”基本位于平城京中轴线朱雀大路的南部,门址为东西约9米,南北约18米的木结构建筑,门两侧城墙只有1.5米宽,与中国传统夯土城墙不同,疑为内有木柱,上有覆瓦的结构。考古发掘同时还发现门址和城墙南北两侧各有一条宽约3.5米的水沟,沟内出有陶马、铜铃等文物。菅谷所长提出,日本的“罗城”一词,应是日本奈良时代派遣到中国的遣唐使由中国带回的,但是传入日本后,与中国古代的“罗城”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其意义发生了变化。他同时还提出像这样的词在日本还有很多。

中村哲教授发表了自己对世界整个经济体系的看法。他认为,作为当今三大经济圈之一的东亚经济圈是唯一一个以自然因素起主导作用形成的,其政治因素的主导地位将日益突出。从2005年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东亚首脑会议得知,中国和日本的平等贸易关系对其构成起决定性作用。接着他从历史的视野分析了在19世纪同为殖民地的东亚和非洲、拉丁美洲发展的不同点,也阐述了同是世界经济圈的欧洲经济圈及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亚经济圈的特色,并提出了“复线式”的东亚发展模式。他以学者的身份,对当时日本出现的“把中国纳入日本的发展体系中”的看法表示反对。他还就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史问题指出:“两个国家对立多,协作的地方也多。”他认为经济问题对战争爆发并不具有必然性,当时日本挑起对中国的战争,是错误的政治导致了错误的政策,错误的政策导致了错误的战争,错误的战争以失败告终。

 

接下来中村哲教授回答了现场听众的提问。他在就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圈的影响下,“亚元”有无可能出现和中日在经济上如何协调发展等问题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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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副主席李靖国教授对这次讲座作了精彩中肯的点评,并谈了四点体会:一是中村哲教授的报告引经据典;二中村哲教授其实事求是的精神及对历史冷静反思的态度值得肯定;三是中村哲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肯定;四是中村哲先生抱着对中华民族友好的态度来到惠州,来到惠州学院,他的真诚是让人钦佩的。

 

据悉,中村哲现为日本京都大学、鹿儿岛国际大学教授。早在2002年,中村哲教授就来惠考察、讲学。几十年来,他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理论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史的研究,东亚经济社会史的比较研究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的近代化过程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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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为“惠州市2006社科普及周”活动之一,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和我院科技处联合主办,经济管理系承办,我院经济贸易研究会和经济管理系学生会共同协办。

 

(记者:马永丽 杨登应)

    其后,东影悠和铃木一议两位学者,交替对日本飞鸟京苑池遗址的考古发现进行了介绍。该遗址为与日本飞鸟时代首都“飞鸟京”配套建设的池苑遗迹。对其的相关研究从1916年于此地发现与池苑有关的石制品开始。自1999年起,以石制品为契机,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的考古发掘,截至目前已经进行了七次。池苑遗址的形制现已基本清晰,为中部以渡堤分割的南北两个水池构成,其中东影悠和铃木一议两位学者分别主持了南池和北池的发掘工作。南池平面为五边形,南北约55米,东西约60米,以卵石铺底,池壁用较大石块垒成,底部石块直径达1.5米,现存结构东高西低,最高处残约3米。池壁底部向内有宽约2米,高约0.3米的一圈台基遗迹,其中东侧、北侧台基上发现有等距离分布的柱子痕及木柱一根,怀疑原有木构建筑。原发现的石制品即位于南池南部及南侧岸上,应为一组流水景观部件。北池为南北长46~54米、东西33~36米,深约3米的狭长水域,其北侧有水道向北延伸,南北池中间的渡堤下亦有木制水管使两池相联。北池的东侧即飞鸟宫殿的方向,还发现有一片砂石铺成的广场遗迹。另外,在水道中曾有大量表示池苑机能性质的木简出土。两位学者指出此苑池的边缘均为直线,这是日本飞鸟时代的特征,可能是受百济国的影响。他们还提到,飞鸟京建设的时期日本受百济、新罗等国影响较大,到了以后藤原京、平城京的建设时期,即开始模仿中国方式,池苑变为曲池,规模也相应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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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日本学者还和我所的研究学者们做了积极的学术探讨,就我国古代城址的形制、唐大明宫太液池等池苑的情况等信息进行了相互交流,效果良好。

    通过此次讲座,加深了中日两国考古学界的相互了解。使我们对日本古代城址建设及日本考古学发展状况等内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我们今后认识研究中国古代的城址提供了信息,对研究中日文化的差异亦给予了启发。此次学术报告取得了预期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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