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百万干部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始末

来源:http://www.anaturalhealthy.com 作者:历史 / 中国史 人气:77 发布时间:2019-10-08
摘要:时间:2013-06-04 16:16:35 来源:不详  十九 当“干部”始末(2)  十九 当“干部”始末(1) 1957年百万干部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始末1957年百万干部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始末1957年百万干部上山下乡

时间:2013-06-04 16:16:35 来源:不详

 十九 当“干部”始末(2)

 十九 当“干部”始末(1)

1957年百万干部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始末1957年百万干部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始末1957年百万干部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始末

    但工作中的意见和分歧在所难免。我认为每个人的阅历不同,观察事物又有不同的角度,分歧很正常,而一言堂有害无益。大家都以工作为重,想方设法把事情做好,大目标一致为根本,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何足挂齿。

    随着事件的发展,我渐渐地明白,周斌投资搞连锁经营,并非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投入大量资金,真正把品牌做大做强,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抱着投机心理,利用当时颇具知名度的“眼镜肉店”的招牌,从事曾经风靡一时的特许加盟,捞一笔钱。可惜他们并不清楚鲜肉经营的特点,社会发展到今天,钱不好挣,钱又不值钱,当一两毛钱掉到地上,人们都懒得弯腰去捡的时候,大肉依然是五分、一毛地与家庭主妇们讨价还价。他们想当然地把大肉经营与品牌服饰混为一谈,以为具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否则,不可能涉足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个当代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国家将上百万干部下放农村、工厂,参加体力劳动。然而,长期以来,这段历史在共和国史书中甚少提及,或语焉不详。近年来,一些亲历过下放劳动的干部的回忆录逐渐问世,使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笔者通过对原始档案资料、个人回忆录、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的梳理,试对这场规模浩大的、影响深远的干部下放运动做一揭示。

   未去大学,在筹办连锁店的同时,长安区委、区人事局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装修店面时,我仍在营业。按规定,长安撤县设区后,把市容环境卫生抓得很严,绝对不能出店经营,装修时必须停业。我当时供应着不少宾馆、饭店,停业一段时间就意味着要失去许多老主顾。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经区委领导特批,在市容局办理了“占道经营许可证”,未花任何费用,店里得以正常营业,所有这些放在过去,是无法想像的。

   眼镜肉店出名以后,泰国正大集团、河南双汇集团等知名企业都先后派员与我联系,洽谈合作事宜。因我与周斌他们有约在先,遂婉拒了他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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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经营思路不同,为了让老孙依照他的想法放手工作,此后对于连锁店的工作,我很少过问,对于全国各地的来访者或要求加盟者,我一概介绍给老孙,只是老孙偶尔需要帮忙,派车来接我。

   装修门店的过程中我与老孙又产生了分歧。我既干过装潢又卖过大肉,应算得上是行家里手,依照我的主张,样板店是为以后的特许加盟店树立榜样,其门槛不宜过高,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还是穷人多,富人少,再说富人也没有必要非得去卖肉不可,故装修门店以简洁、明快为宜,不必追求高贵与豪华。然而老孙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吝惜几个小钱,要十多年、二十年以后仍不过时。

始于1957年的干部下放劳动,同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WWw.lSqN.cn]突出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密不可分,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大力推动下完成的。

   风浪之后,我愈加向往平静的生活。这时,如果某高校能稍微给我一点暗示,我会毫不犹豫地前去就职。可惜他们并不清楚我的心理,我也不好意思再走回头路,再返身去找西安工程科技学院。

   为了保证我的生活来源,合作之初就商定,我在长安区的肉店名义上归公司统一领导,实际上仍然实行独立经营。为了慎重起见,装修门店时首先从我的肉店开始。老孙在选择装修公司时,亦犯下讲究排场的错误,眼睛只瞅准招牌大的公司,以为其重合同守信誉,质量保证,不会蒙人骗人,最终选中了××建设。图纸做出后,觉得还算可以,在未作详细预算的情况下,过分相信他人,盲目地预付了一万元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选择了国家主导型的赶超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种体制在使国家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高度集中以及由此派生的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充分估计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把反对官僚主义当成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外,毛泽东特别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的意义。

   前文说过,长安区委、区人事局一直与我保持联系。于是,我与老孙商议,连锁店全盘委托于他,我找个单位,重新体验为党工作的乐趣。老孙内心可能也不乐意,但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建议我将此消息暂时不要公之于众。毕竟我当初虽然说过不去高校,但并未承诺一辈子只卖肉而不要其他工作,何况在公司里,我只是个配角,准确地说,仅仅是个招牌,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如此而已,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

   切切记住,无论资质多高的建筑装潢公司,只不过是个承揽工程的招牌,具体活路还是由民工来干。本想堂堂××建设,那么大的建筑装潢公司,设备一流,开工时必有专车拉来机械、工具与工人,可万万没想到,开工当天,装潢公司只来了两人,一位领工,一位施工,乘坐公交车,未带任何工具、器械。我心有疑虑,急急地将老孙电话召来,看完预算,一贯处变不惊、温文尔雅,很能沉得住气的老孙吓得差点跳了起来:二十平方米的门店,不作大的改观调整,仅表面装饰一项,竟要四万多元,难道竟要抢人不成?哪有装潢公司的工人竟然不知道公司总部在何处?一看便知道是装潢公司临时雇佣的农民工,这样的施工态度如何保证工程质量?而且漫天要价,欺我们老孙不懂行情,冒充大款,不会就地还钱!

1957年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一再强调: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从而“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

   西方人重视圣诞、元旦,周斌在美国呆得时间长了,仿佛已经西化,对春节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持无所谓的态度。早就听说过完公历年,周斌要过来,当时只当说说而已,毕竟加州距离西安何止万里,不是去一趟周至、户县那样容易,抬脚就可以到的。不料元旦刚过,他还真到了。那天老孙打电话来,我正在去区人事局的路上,老孙说十分钟之内他们就过来。我一听赶忙取消了与人事局的约会,上班之事又放置起来。

   我的脾气是眼睛里容不得沙粒子,第一面,对装潢公司未留下好印象,抵触情绪很大,看老孙的颜面,不便发作,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一位领工,一位施工。细问得知,××建设以为工程量太小,大动干戈不划算,遂将活路转包给他们,工料价格只是预算的三分之一。老孙得悉后,一贯心平气和的他气愤非常,立刻找到装潢公司经理,要求解除合同。

4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中,把整风与党政主要干部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乡劳动并列,作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

  周斌此来,带着美国加州大学一位女博士,听说是攻读畜牧工程专业的,我以为要对我的方案进行论证,要有大举措,心中窃为之一喜。

   但定金在对方手里攥着,单方面解除合同要承担法律责任。装潢公司条件很苛刻,他们狮子大张口:解除合同要赔付五千元的经济损失!我等的肠子肝花差点气出来,虽说开工三天,工人两名,只是写写画画,未动一砖一瓦,你××建设的职工高智商,造原子弹?那么高身价,敲诈勒索不成?双方僵持不下。关键时候,老孙出身《大公报》,见过大世面,知道媒体的力量,以通报给媒体予以曝光相威胁,对方方才松软下来,最终赔付了一千元才摆平此事。

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审定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指示》中提到: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是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为此,中央要求: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各级干部都应该每年抽出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他们本住喜来登大酒店,没想到酒店部分装修,油漆味儿刺鼻,外国人命贵,担心摄入过量致癌物质,临时搬到了凯悦饭店。周斌此来,除我之外,最高兴的当属我的两个孩子,大包小包的礼物,洋货国货一应俱全。过惯穷日子的孩子们哪里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他们一改以往腼腆的个性,跟在后面“伯伯、伯伯”叫个不停。

   较之西安,长安的消费水平低得多。老孙与老纪租住写字楼时,我并不知情,写字楼距离我处太远,公交车不能直达,我们的联系很不方便。老纪返回了上海,老孙与我一样,视力不好,胆子又小,汽车便闲置在那里。为了出行方便,老孙托我在长安找一名小车司机,我爽快地答应,遂将一朋友的儿子介绍给他。不知何故,老孙目测后不言不语,连个干脆话都没有,害得朋友的儿子死等了好几天。尔后,老孙在西安又高价聘请了司机,弄得我给朋友无法交代,很没颜面。

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把下放干部作为在和平环境中整顿作风、改进工作、改造干部思想、提高干部和知识分子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根本措施,要求将下放干部同改革体制、紧缩机构、减少人员、加强基层结合起来,下放干部的主要方向是上山下乡,参加农林业劳动。中央预计用10年时间,经过几次轮换下放,干部队伍和国家机构将得到全面锻炼和改造。

   经过长途跋涉,又要倒时差,周斌看起来很疲惫,寒暄了一阵,问过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叮嘱我搞好方案,明天晚些时候碰头讨论,便回了饭店。

   意见得不到尊重,想法无法实施,我渐渐觉得自己在公司中无足轻重——毕竟我没有投入资金,抱着不哭的孩子,自己不心疼。频繁地过问,惹人生厌。滋生了这种思想,便对公司的事务很少过问,除非老孙有事找我,吩咐下来我照办就行。好在媒体给我做了免费的广告,肉店的生意非常火暴。

195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要求“各机关、部队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除年老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只能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的以外,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参加体力劳动的人员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几乎所有干部。

   老板此来,除了汇报工作、安排来年工作计划之外,提出新的设想为第一要务。我不敢懈怠,周斌他们走后,我赶紧回房,泡上茶,点上烟,将如何做自己的品牌,投资养殖、屠宰、销售、深加工一条龙等一揽子方案,在头脑中细细地筹划了一遍,紧要之处仔细推敲,写写画画列出要点,最后附上投资规模与经济效益分析。忙完这一切,已经接近午夜,熬过了头却很难入睡,又辗转反侧,将方案要点再过一遍,唯恐有所遗漏,直至了然于心。

   老孙总以为我对他个人有成见,其实这是他理解上的错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不远千里、万里地前来帮我、助我,倘存有个人偏见,我成了什么人品?事实上,我俩的个人感情一直挺好,工作的关系绑在一起,犹如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荣辱与共。一次,好几天没见着老孙,固定电话无人接听,手机关机,我担心老孙一个人住在偌大的房间,冬天寒冷,没有暖气设备,用煤气取暖出了意外,差点打电话报警。最后老孙打来电话,说有急事去了北京,因时间太紧没来得及跟我打声招呼,害得我提心吊胆,虚惊一场。

195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的通知》,重申1958年9月的决定,并进一步规定:“凡是没有经过劳动锻炼、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而又有条件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必须继续分批下放进行劳动锻炼。……县级以上机关干部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每年应该一次或几次离开工作岗位,和工农群众一起参加短期的体力劳动。”《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对中央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长期贯彻执行下去,“成为巩固的制度”。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来到凯悦饭店,用过自助餐,在大厅的茶苑里,老孙汇报了几个月来的工作情况,老板予以充分肯定,并提出殷切期望。对于我的设想建议,周斌思索良久,未作正面回答,而一边的女博士则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最终还是老孙打破僵局,说兴平那边有一家规模养殖场,取得农业部无公害食品认证,建议先一起去看看再作理论,大家一致赞同。

    

干部下放劳动制度从1957年开始执行,到1960年执行了3年。尔后,干部大批下放农村劳动暂时终止,代之以支援农业等名义到农村短期劳动。在大规模的城市人口精简过程中,有一部分干部特别是一些被打成右派的干部被当作剩余人口遣返或下放农村,这些人的身份也随之从干部变为农民。留在城市的干部则以机关劳动为主,许多人在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种菜、种粮、养鸡养猪等生产自救性的劳动。

   兴平是咸阳专区所辖的一个县级市,因几家省级企业落户而设市。近几年,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下滑,人们收入有限,所以兴平市消费水平并不高,然而却是养猪大市,其大肉主要供应西安、咸阳市场。老孙与养殖场老板似乎很熟,说明来意,未费周折,经过消毒,我与周斌、女博士,还有前文提到的高桥屠宰场老板老王就进了养殖区。其养殖规模不小,足足有四五千头,大多是二元、三元杂交品种,品系优良。女博士似乎与猪情有独钟,不停地给一帮蠢家伙拍照,镁光灯吓得猪群东躲西藏,引起养殖方反感,我们不得不急急地退出。

有计划、分批次地推进百万干部下放劳动

   之后,我们又参观了久负盛名的晁庄、界庄。那是距离兴平市区不远的两个小村庄。走进村子,一股股恶臭扑鼻而来,几乎每家门前都有一个用木材圈起的待宰圈。这里的人们以杀猪为业,每家都是一个小型屠宰坊,私屠乱宰的情况比较严重。听说村子里办理了一本营业执照,村民家里便是一个个分散的车间。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国家明令禁止,不知何故,兴平市仍然予以保留。

按照中央要求,下放干部的工作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建立专门管理下放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各单位下放干部由党委统一安排下放地点和单位。下放的干部受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他们的组织生活及政治学习也交由当地党组织负责管理;与此同时,原单位也同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当时在下放干部中,还配备了少数领导骨干,到下放干部所在的县、区、乡担任适当的职务,负责协助当地党组织管理下放干部的工作。下放干部严武在《难忘“故乡”情》中披露:1958年武钢下放1000余名干部,其中3名领队进入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其余全部由县委统一安排到农民家落户,与农业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老孙的意见是,与兴平这家养殖场合作,连锁店先从此地进货,运作一段时间后,视情况建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屠宰场。

全国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各种规定和计划。譬如,中央国家机关成立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劳动生产办公室,统一制作了“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体力劳动情况月报表”和“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体力劳动情况统计表”等,要求各单位按照月、半年和年度统计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人数等情况,按期上报。1/3 123下一页尾页

   我以为不妥:其一,兴平这家养殖场的货固然不错,基本为优良品种,瘦肉率高,但价格较长安还贵两毛,长安较西安又贵四到五毛,大肉利润本身很薄,投入市场,缺乏竞争力;其二,此地距离西安路途遥远,必须经过西宝高速,长年累月,运输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其三,兴平多年形成的习惯,先一天宰杀第二天上市的猪,肉不新鲜,冬季勉强凑合,到了夏日,极易变质。必须使用冷藏车,而冰冻肉在西安本身就缺乏市场;其四,以后倘屠宰场建在此地,我们人生地疏,对合作方依赖性太强,极易让人牵着鼻子走;其五,媒体对瘦肉精极力渲染,人们谈“精”色变,太瘦的大肉有人还真不敢买,我在长安区的肉店之所以出售比较肥的肉,原因就在这里。何况我们自己做品牌,不从根本抓起,如何对外宣传?走捷径有时会把自己绕进去。

   我与老孙争得脸红耳赤,周斌与女博士在一旁听着,未参与任何意见,末了一句“容我掂量掂量,OK?”周斌说。

  三天之后,我们仍然驱车来到四川会馆。当初的合作协议是在这里签署的,我猜想,故地重游,周斌可能另有深意。

   酒过三巡,各抒己见,依然是老一套。周斌最后总结:老孙与我在半年之中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工作,现在要加快连锁店进程,希望我能从具体事务中脱离出来,协助老孙抓紧连锁店建设;装修好的店面要尽快试营业,同时扩大范围,争取在2004年5月份前,西安地区的连锁店数量达到一十四家。待连锁店形成一定气候,销售问题彻底解决了,再考虑养殖、屠宰到深加工一条龙等其他项目。并强调“一条龙”一定要搞,但不是现在。

  我能听出周斌话中的弦外之音,表扬之中暗含批评:几十万元扔在西安,六个多月了,你们两个吃干饭的,尽干些没有明堂的虚事!

  我也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但想法得不到实施,小打小闹又有什么意思?

   周斌走了,我的心有点凉。西安的连锁店装修完工的已有四家,在一般人眼里,“四”是个很不吉利的数字,更有商家将“四”与“死”联系在一起,无论登记汽车牌照还是选择电话号码,都不喜欢“四”。但周斌似乎不这样看,经商做生意,希望“天天有事”,即“三三四四”,倘若没事,整日坐冷板凳,便没了生意,赚谁的钱?所以要在2004年4月底前建成十四个连锁店。

   老孙的意思,我因名牌大学毕业,单位效益不佳,下海、下岗,自谋生路而出名,故连锁店雇用人员,首选下岗职工或未就业之大学生,于是介绍西安石油学院一名休学的大学生在我的肉店接受培训。

   我们开公司办企业,目的是为了盈利,为了做大做强,并非开设慈善机构,救济天下苍生,即使救济,也是赚钱以后的事。老孙以为杀猪卖肉是眼窍活,“灵人不可细教”,聪明人仔细观察三两天,大致可以摸出其中的窍道。但老孙忽略了一点,手、眼的功夫非十天、半月就能练就,卖肉也与其他技术工种一样,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况且,想要保持生意的稳定,首先要保证从业人员的稳定,所以连锁店最好招聘具有实践经验而又能够长期稳定之人,这样经过简单培训,便可上岗。

   我目测了该大学生,以为其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即使花费一定的心血与精力培养成功,干不了几天,又要上学,完成学业之后又不一定看上杀猪卖肉这等下三烂的活计,到头来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活一场。

   该大学生写了一封长信,老孙转交于我,信中期期艾艾,悲悲戚戚。我心中不忍,建议老孙资助大学生一笔钱,助其完成学业。老孙的意思,先放在肉店,观察观察再说。

   我办不成大事,就是心地太软。与老孙分歧太多,担心在老孙眼里,我处处与他“为难”、“作对”,凡他所说,我都不赞成,因而不好直接违拂老孙的意思,勉强接纳了该大学生。

   学卖肉从剔皮开始,这是最起码的基本功。冬季,天气寒冷,大学生养尊处优惯了,怕冷,又似乎有洁癖,见不得油腻,每动一下肉,便要净手,然后找把椅子上坐下,双手插入裤兜,挑起二郎腿,一副大老板的架势。早上生意忙时,帮不了忙,还碍手碍脚。他与我肉店的小学徒年龄相仿,两人呆在一起,才找着了玩耍的对象。一次去西京大学送肉,骑着摩托车,一个带一个,本来半小时即可返回,却送了整整一个下午,让人担心是不是出了交通事故。我把有关情况告知老孙,老孙自己也观察了两天,认为确实不行,方辞退了该大学生。

   抽空与区人事局接上头,大致谈了我的想法:自己已经年届不惑,转眼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不像刚走出校门的小青年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憧憬与幻想,政治上已经没有前途,希望能去文化部门,发挥专业所长,安安静静做学问,争取在有生之年,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

   人事局主管业务的副局长亲自承办此事,很快就有了回音,区委党校、政协文史办、广播事业局等诸多单位可供参考。权衡再三,我最终选择了地方志办公室。我以为区志办是一个文化部门,业务相对单一,工作之余,可以腾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事自己想做和必须做的事,党的事业与个人奔小康两不误。

   依照常理,事情既然决定了,年前就应该报到,但逼近年关,连锁店急于开业,具体事务千头万绪,老孙又人地两生。我答应过周斌,尽力协助老孙办好连锁店,这样,上班的事又搁置起来。

   吃过几次牛拽马不拽、意见不统一的亏,这次,我们吃一堑,长一智,仔细分析过肉店经营的特点之后,我们的主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拟将连锁店承包经营。但多次犹豫,贻误了时机,轮到我们烧香,庙门便关了。按照陕西人的习惯,辛苦了一年,到了春节,是享受收获喜悦的时候,又不是穷得揭不开锅,很少有人这时出门打工,因而肉店的雇员出奇地难找,更遑论承包经营了。按理,我是内行,这一点应该未雨绸缪,提早谋划,确定人选,毕竟卖肉不能等同于建筑工地的小工,随便拉一个,傻子、瘸子、哑巴都能派上用场,然而想到几次建议,老孙都未采纳,而在此之前,老孙也一直主张使用下岗职工和未就业之大学生,我的社会交往有限,自忖跟前没有合适的人选,以为老孙另有主意,故而一直没有在意。

    通过熟人关系,好不容易找到两位,却怕承担风险,不愿意承包。没有办法,遂高价雇用了他们,先开一家试营业。但2004年冬,货源紧缺,进货又成为问题。我开肉店时间长了,有一些老关系,解决自己肉店的供货勉强可以,哪有隔夜之炊,建议连锁店从朱雀路批发市场进货。老孙是外行,有些胆怯,遂让给我供货的批发商先供吧,大不了我的肉店少卖一点,应付应付老主顾,优先保证连锁店。

  第一天送去三头,只卖掉一头。老孙说,肉不好,很难卖。我便让在我的店里选货,需要多少拿多少。

   从此,每天早晨天还未亮,老孙的小汽车准时停在我店门前等待拉货,可惜二十多万元高级轿车倒成了拉肉的工具。如此过了几天,我肉店里像争抢似的,七八头肉根本不够卖,每天早早关门,而连锁店却一头也卖不完,老孙不停地打电话:“卖不动,很难卖!”我很奇怪,决定前去探个究竟。

   那天才十点多,我店里的肉已经所剩无几,叮嘱雇员看着卖,自己坐上老孙的汽车,直奔连锁店,店里两个雇员坐在那里,门可罗雀,肉剔开的时间太久,卖不出去,蒸发掉水分,已经发干,失去了新鲜度。询问过价格,才知道连锁店竟比我的肉店价格高出一元左右,这就不难解释少人问津的原因。我急吩咐雇员,及时调整价格。但雇员担心:“地理位置太偏,量上不去,价格再低,保不住要赔钱。”

   “赔本的买卖行家做,有赔才有赚!”当着老孙的面,我向雇员仔细解释了薄利多销、多中取利的道理,事实上,依然是老生常谈,我师傅教给我的那一套。此后,连锁店的经营逐步好转,老孙才相信地理位置的重要,进价不宜过高的道理,不再提及与兴平某养殖场合作之事。

   前文提到,长安区由于费重,大肉批发价要比西安朱雀路批发市场贵四五毛钱。时光荏苒,时光如梭,一眨眼到了腊月二十五,肉食进入一年之中销售最旺的季节,我肉店里的销量成倍增长。经过一段时间经营,连锁店也从中摸着一些门道。我建议连锁店改从批发市场进货,以降低成本,借春节之大好时机,增加销量,扩大影响。老孙也信心大增,几次约我看车,准备购进一辆轻型货车,专门为几家连锁店进货,可我一直抽身不开。

   春节之后,进入销售淡季,生意萧条了许多。老孙休假期满,从大连返回西安后,认为有些富余时间,想去上海,一是看看老朋友老纪,二是先探探路,看能否开拓上海市场,不料这一去便失去了音讯。听老白鸡讲,老孙不幸遭遇车祸,在大连家里养伤,几次想帮我联系,可老白鸡身在北京,杂务繁忙,一时半刻又脱身不得。我既已答应人事局,不可拖延得时日太久,春节过完,便去区志办报了到,重新又成为一名正式国家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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